中芯国际的劫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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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芯国际的劫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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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2月15日,一条人事任命公告给中芯国际甚至中国半导体产业扔下了一枚重磅炸弹,震惊业界。

起因是中芯国际委任前台积电执行长蒋尚义为公司董事会副董事长、第二类执行董事及战略委员会成员,根据合约给与其年薪67万美元(及年度激励)的待遇。

事实上,这条委任状本身属于正常的高层人员更替,而且此前2016至2019年间蒋尚义也曾担任过中芯国际的独立非执行董事一职。

然而,

蒋尚义的再度出山直接让中芯国际现任联席CEO梁孟松“炸裂”,不光在董事会表决通过这一委任的时候投下无理由投弃权票,还直接在董事会中提交辞呈。

由此拉开了中芯国际新一轮高层斗争的序幕。

在美国高压的大背景下,蒋尚义的进入与梁孟松的退出,也只是中芯国际在战略上的一项对位选择。但内斗这一话题终究还是中芯国际难以避开的雷区,在此前的发展过程中,中芯国际已经因为管理方面的问题,耽搁了不少的机会。

管理层无休止的斗争已经成为中芯国际命中注定的劫数。

把时间拉回20年前,2000年4月,在江上舟(上海芯片行业的奠基者、大飞机项目启动者之一已故)的邀请下,由张汝京牵头,中芯国际在上海成立。

张汝京是一位台藉华人(2004年曾因在大陆中芯国际的投资,而被迫放弃台籍),中芯国际在他手上完成了建构上海、天津、北京版图布局,同时2004完成美国香港两地挂牌上市。

然而,因为与台积电旷日持久的官司成为压倒张汝京中芯国际生涯的最后一根稻草。

当年,双方官司战局一路延烧到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ITC法院,最终在2009年和解,但中芯却付出两亿美元费用的惨重代价。

随后,张汝京为此引咎辞职,孤臣无力可回天,未获得董事会的支持。

这一过程中,

除了“外敌”台积电的滋扰,内部“主战派”与“主和派”之争的内耗更是让张汝京心灰意冷。

张汝京离职后,王宁国接替,其以半导体圈的“高辈分”的身份,纵横美国硅谷、中国台湾与中国大陆,当时被视为接任张汝京的最佳人选。

这曾一度被视为中芯国际的再造之机。

当时中芯国际董事长江上舟,找来王宁国。但仅两年,江上舟因故病逝,中芯因管理层内斗浮上台面,而闹得满城风雨。

王宁国在江上舟的盛邀下接任张汝京出任中芯国际CEO之后,他最大的任务就是扭转张汝京时代连续多年亏损的局面。

在王宁国时代,中芯国际的核心管理架构是:首席执行官(CEO)王宁国负责企业全面工作,首席商务官(CBO)季克非负责承接业务订单及安排生产计划,首席运营官(COO)杨士宁负责具体的生产制造及技术开发,人称“铁三角”。

为了实现中芯国际的扭亏为盈,王宁国实施了组织精简、人员裁撤、资产压缩等工作,并且处理了张汝京时代投资的太阳能业务。再加上COO杨士宁在技术层面的提升,以及CBO季克非在半导体行业全球性大复苏背景下获得大量订单,中芯国际2010年获得了历史性的全年盈利,销售收入也达到历史最高水平的15亿美元。

然而,由于历史原因,中芯国际内部形成了台湾派及大陆派两大派系。当年张汝京创办中芯国际时,管理层的核心班底基本都是中国台湾人,即使张汝京辞职以后,台籍员工依然占据主要地位。

在这种背景之下,

台湾派职务最高的CEO王宁国与大陆派职务最高COO杨士宁,逐渐产生间隙。

关于二者存在某些间隙,他们公开表态的口径不一致可以作为一些佐证。杨士宁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我可以负责地说,中芯国际在2010年能够扭亏为盈,技术营运团队在市场旺季的高效营运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而王宁国在公开场合总结2010年业绩时,则将盈利主要原因归结为企业结构调整及全球性的行业复苏。

客观来说,杨士宁与王宁国之间这种分歧称不上真正的矛盾,充其量是一种各自揽功的行为。

大股东大唐电信的介入,导致了双方的关系日趋复杂化。

大唐电信自从2008年入股中芯国际成为第一大股东以后,就逐步表现出了对中芯国际的控制欲。2009年中投集团欲向中芯国际投资3.5亿美元成为第一大股东遭到大唐电信的反对即是一个证明。

但是,股东要强势控制中芯国际并不是那么容易。

因为根据中芯国际的章程,所有股东派驻在董事会的成员,皆只能担任非执行董事,而不得担任执行董事,目的在于避免股东对于企业的过度干预,确保企业的独立性。自张汝京时代到王宁国时代,皆只有CEO代表管理层出任执行董事,而且该执行董事不代表任何单一股东的利益,只代表企业整体利益。

作为大股东的大唐电信,派驻了两名代表——陈山枝及高永岗,但是他们都只是非执行董事,也就是说他们不得干预企业的日常运营。大唐电信需要在管理层中扶持一位自己的代言人,以贯彻自己作为大股东的意志。

在现有管理层中,大陆背景的杨士宁成为大唐电信的“意中人”。

随着江上舟2011年6月27日因癌症而意外辞世,中芯国际失去了平衡各方股东、企业内部各派系的最关键的力量,企业控制权大战一触即发。

2011年6月29日,中芯国际股东大会,股东投票董事任免。王宁国这位唯一的执行董事,竟然意外落选董事席位,他仅获得41.79%的支持率。而王宁国落选的原因,是大股东大唐电信投下了关键性的反对票,连王宁国本人在现场都觉得事情太突然。

当时的情况是,股东大会的参会股东所持有的股份总数,仅占总股本数的30%多,而其中仅大唐电信一家便拥有近20%股权。因此,大唐电信一家投反对票就能获得超过50%的反对比例。

大唐电信的此举可谓是毫无征兆、攻其不备的倒戈行动,否则如果其他股东知道的话,参加投票的比例不会那么低。

这样在短短的3天时间内,董事长去世、唯一的执行董事也出局。

在王宁国出局董事会之后,大股东大唐电信意图让杨士宁取代王宁国出任CEO,便继续变相要求王宁国辞去CEO职务,条件是给予3倍年薪的补偿,但是王宁国未有接受。

按照公司治理规则,CEO为董事会所聘任,如果某一股东对CEO不满,应交由董事会表决解职与否,无需股东大会来决定。

也就是说,大唐电信如果要解除王宁国的CEO职务,必须要经过董事会投票。

股东大会三天后的7月2日,中芯国际董事会召开紧急会议,商讨王宁国去留等事项。董事会中大唐电信仅有2个席位,无法左右董事会决议。

最终多数董事并不同意解除王宁国的CEO职务,而王宁国出局董事会执行董事之后的空缺,董事会决定由张文义暂行执行董事职务。

张文义进入董事会,是前董事长江上舟生前的安排,病床上的江上舟力邀其同学、原电子工业部副部长、原华虹集团董事长张文义进入董事会,并建议其未来能担任董事长,代表政府平衡各方关系(尽管如此,在张文义进入董事会的问题上,中芯国际最大股东大唐电信依然投了反对票。最终,张文义以4票通过、2票反对、1票弃权的结果进入董事会)。

就在董事会为王宁国的去留吵得不可开交之时,内部员工中支持杨士宁与支持王宁国的,也分成了两派相互开火,中芯国际的内网BBS成了双方口水战的战场。

为了平息争端,中芯国际不得不将内部BBS关闭,双方又将战场转移到了“百度贴吧”等公共互联网平台。

随着对峙的扩大,

最后导致王宁国和杨士宁先后离开了中芯国际,大唐电信挑起的这场内讧,最终以两败俱伤告终,而其欲控制中芯国际的企图也同样落空了。

这场内讧没有赢家,企业反而被拖向伤筋动骨的深渊。

好在随后邱慈云出任中芯国际执行董事兼CEO,被业内人士形容成“不幸中的万幸”。出生于1956年的邱慈云有超过27年的半导体产业经验,曾在贝尔实验室、台积电等机构长期任职,并且作为早期参与创业的高管,较为了解中芯国际内部情况,因此对于稳定企业起到一定作用。

再加上最近几年在国家大基金的支持下,国内集成电路产业快速发展,中芯国际也迎来了20年发展史上的黄金期。

不曾想在2020年这个节点上又爆发了CEO对高层人员变动的不满,未来梁孟松是否会出走目前还未可知。

但中芯国际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只怕前景不容乐观,而管理层的斗争已经成为中芯国际的阿克琉斯之踵。

江上舟生前一直强调,中芯国际要坚持两个“I”发展,即Independent(独立的)、International(国际化),不希望被改造成一个国有色彩浓厚的企业,因为行业特点决定了它不能按国企的模式运营,这也是中芯国际诞生时的良好基因。

一直以来,中芯国际高层的斗争面临的似乎是公司治理问题,但又决不是单纯的公司治理问题那么简单。中芯国际的问题,与其说是股东之间利益冲突,还不如说是中国高科技产业发展困境的某种折射。

在东西方冷战余波、国际社会对中国实施技术封锁的背景下,中芯国际为了突破封锁、培育产业,吸纳了各路背景的资金,最终形成了异常复杂的股东结构。

而围绕着中芯国际所形成的央企股东、地方政府股东、主权基金股东、台资股东、美资股东,利益诉求各不相同。

站在政府的角度,希望加快培育半导体产业,以一家企业的亏损换取整个产业的崛起,完全划算;站在财务投资人的角度,企业盈利是唯一目标,其他可以忽略;站在产业投资人的角度,所投资的企业必须匹配自身的战略意图。

这必然导致中芯国际中间夹杂着中国政府意志、海外股东意志、创办者个人意志,在各方意志无法取得平衡之时,内讧变得无可避免。

毕竟,一家企业难以承载多个不同方向的诉求,这样终究会把企业撕裂。

中芯国际的平衡木能走好么?

所有的伟大,都源于一个勇敢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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